包括東京都及大阪府在內、疫情較為嚴重的13個「特定警戒都道府縣」，安倍說，這段時間將維持現行防疫措施，希望繼續以「減少8成人際接觸」作為目標。
相較於被動拖延者，主動拖延者則對於手頭上的這些任務會抱有期待，且期望能將其完成。文：蔡岷哲 約好明天與組員討論的事項尚未準備、下周即將來臨的期末考還未出現在你心中的待辦清單中，或是答應給工作團隊的報告連檔案都還未建立，於是不得已放下手上的無關事物、推掉所有本來能夠前往的邀約，準備奮力一搏，甚至挑燈夜戰。
嚴謹性程度高的人則因為他們的處事方向是目標導向的而較不會出現拖延情形。最後，與許多過去的發現相似，研究者指出被動拖延對於學業成績表現有害，但當個體選擇經過深思熟慮的拖延時，則是會強化他們的表現。研究者根據這樣的結果解釋道，這可能是因為外向性高的學生或許因為常涉及多重的活動與任務，而較不會有被動拖延情形。除了科學知識和歷史故事，還有科學家的小八卦。參考資料： Choi, J. N., & Moran, S. V. (2009). Why not procrastinat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new active procrastination scal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9(2), 195-212. Kim, S., Fernandez, S., & Terrier, L. (2017). Procrastinatio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When active and passive procrastination tell a different stor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8, 154-157. 【科學史沙龍】春季講座 從科學的歷史故事中認識科學知識，科普派必備講座，藝文派延伸外掛。
與一般拖延不同，採取主動性拖延的人們，事實上是較能夠掌握時間，並享受在壓力之下的工作型態，此外，與普通拖延者不同，主動拖延者也多與較佳的工作表現相關。神經質性與兩種性質拖延都有關聯，不過結果指出當這項特質程度高的個體，則較不會傾向採取主動性拖延。如無補救措施，這種貧富差距狀況會阻礙投資，引發零星示威乃至暴動。
當時政府主張高官應能獲取與商界頂端精英薪資水平相稱的待遇，原因是按官員想法，這有三大好處：第一，這有助政府招攬年輕有為的人才，因為這些人才投身政府所作的犧牲可被降至最低。依照聯合國人居署（UN Habitat）說法，基尼系數在0.45-0.49 之間「已接近危險高水平。但極具消費力的超級富豪湧入，已令新加坡生活費用變得高昂。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新加坡捷運內 也許大家會認為基尼系數屬抽象的統計學概念，但在人口稠密的新加坡，貧富差距卻是新加坡民眾於日常生活中不難體察的事。
公共行政學者海格（Shamsul Haque）特別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式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新加坡政府特別熱衷於以市場至上方針革新其管治模式。道路不斷被擴闊，路上名貴房車愈來愈多，與此同時，鐵路列車擁擠、民眾因鐵路故障而憤怒，這類反差極大的情景也已漸成新加坡民眾的生活日常。
新加坡政府一直不太願意推行資源再分配政策，因為官員相信，上流階層所能分享的國家經濟增長成果最終會下滲（trickle down）至基層，這令新加坡絕對與相對貧窮人士生活變得艱難。全球經濟或其他危機會不時加劇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問題。」 若將政府補助與稅收計算在內，新加坡在2007年與2012年的實際基尼系數將會變為0.439 與0.432。民眾經常同時看到富人炫富與老年基層掙扎求存的景象。
觀察新加坡貧富差距狀況的社會學家張優遠曾進行頗具啟發性的人誌學（ethnographic）研究。前文曾提過，新加坡的高薪族期望得到世界級工資。房產顧問公司萊坊（Knight Frank）報告曾預測，在未來十年， 新加坡將會迎接世界上最為龐大的超級富豪移居潮。從1990年代起，新加坡重平等的用人唯賢精神已變質成為精英主義，政府培育與提拔人才的政策益發能夠反映這種轉變。
新加坡政府的審慎累進政策（progressive policies）看似成功、看似能夠減輕國內貧富差距問題，但事實上不一定如此第三，新加坡是眾多跨國企業進駐之地。
縱然如此，這仍不減此一方案的爭議性。」 若將政府補助與稅收計算在內，新加坡在2007年與2012年的實際基尼系數將會變為0.439 與0.432。
短期旅居於新加坡、人數愈來愈多的外地人不免會擠壓「核心新加坡人」（Singaporean core）的生存空間，新加坡民眾的國家意識、公民團結及互助意識會隨之而受損。依照聯合國人居署（UN Habitat）說法，基尼系數在0.45-0.49 之間「已接近危險高水平。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新加坡捷運內 也許大家會認為基尼系數屬抽象的統計學概念，但在人口稠密的新加坡，貧富差距卻是新加坡民眾於日常生活中不難體察的事。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新加坡的小販中心 新加坡政府內的精英意識可能會使這種社會理想幻滅時刻更快來臨。道路不斷被擴闊，路上名貴房車愈來愈多，與此同時，鐵路列車擁擠、民眾因鐵路故障而憤怒，這類反差極大的情景也已漸成新加坡民眾的生活日常。直到2012年，若以相同方法計算，智利同樣位列榜首（0.471），位列榜末的則是丹麥（0.249）。
即使新加坡民眾仍未展現強烈的排外情緒， 但隨國內外地人口增加，他們也已開始埋怨，認為城市過於擁擠、公共交通系統常發生故障，並且將這些問題歸因於過於寬鬆的國家人口政策。觀察新加坡貧富差距狀況的社會學家張優遠曾進行頗具啟發性的人誌學（ethnographic）研究。
新加坡政府一直不太願意推行資源再分配政策，因為官員相信，上流階層所能分享的國家經濟增長成果最終會下滲（trickle down）至基層，這令新加坡絕對與相對貧窮人士生活變得艱難。中小企認為，若他們依從政府建議，著力提高企業生產力，他們的產品或服務售價會隨之而增加，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也會因而上漲。
新加坡政府的審慎累進政策（progressive policies）看似成功、看似能夠減輕國內貧富差距問題，但事實上不一定如此。公共行政學者海格（Shamsul Haque）特別指出，在新自由主義式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新加坡政府特別熱衷於以市場至上方針革新其管治模式。
按經濟學家楊南強（音譯，Yeoh Lam Keong）估算，處於在職貧窮、失業、退休等絕對貧窮（absolute poverty）境況的新加坡民眾散佈於國內約11至14萬個家庭，而且人數很可能會再增加。令民眾不滿的一個原因，是方案將原應本質不一的政府服務與營商等同視之。對這些超級富豪而言，新加坡的魅力有三：第一，新加坡是區域金融與交通樞紐。當時政府主張高官應能獲取與商界頂端精英薪資水平相稱的待遇，原因是按官員想法，這有三大好處：第一，這有助政府招攬年輕有為的人才，因為這些人才投身政府所作的犧牲可被降至最低。
民眾經常同時看到富人炫富與老年基層掙扎求存的景象。如無補救措施，這種貧富差距狀況會阻礙投資，引發零星示威乃至暴動。
新加坡已與全球經濟體系關係密切，這意味，全球危機能為新加坡基層帶來更多不可預測，更為持久的衝擊與壓力。第二，這種官員薪酬方案或能激發官員的企業家精神，始自李光耀開國時代、政府充滿技術官僚的流弊或許可以被化解。
現在新加坡經濟發展已倚重低薪、低技術的外來移工，為此中小企反對政府主張提高生產力、投資新科技的經濟政策。前文曾提過，新加坡的高薪族期望得到世界級工資。
但極具消費力的超級富豪湧入，已令新加坡生活費用變得高昂。在2007年，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一眾成員國之中，若將政府補助與稅收計算在內，這些國家的基尼系數平均值為0.317，智利的基尼系數（0.480） 位列榜首，斯洛文尼亞（0.240）則位列榜末。可以預見，未來工種與經濟分工都會因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發展而起大變化，這種變化或會使更多新加坡基層失業。這種貧富差距現況也意味勞動市場並未正常運作，公共服務與扶貧政策配套不足。
文：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 翻譯：鄺健銘 雖然新加坡在2000年代中已成開放經濟體，但政府仍然進一步推動經濟自由化，繼續鼓勵外地人移居新加坡，現在外地人已佔新加坡人口三分之一。第三，官員享有高薪，貪污誘因會隨之而降。
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是能夠反映國家貧富差距狀況的指標，新加坡在2007年與2012年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482 與0.478。第二，新加坡政府穩定且親商。
全球經濟或其他危機會不時加劇新加坡的貧富差距問題。但即使新加坡已躋身成為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中產階級的薪酬變化已然停滯。
